中国上古王年新考(三):夏商西周年代框架(中)

2,《尧典》是成书于虞夏时代的口传经典


在对汤灭夏年份确定之后,接下来我们准备考定尧舜禹的在位年代,并确定夏朝的准确积年。而要确定尧舜禹等人的时代,我们就要面对尧舜禹等是不是神话人物以及《尧典》(今文)的成书年代问题。

在西学东渐之前,由于《尧典》载于号称是孔子手定的《尚书》,加上《论语》中曾提到尧舜禹,三人作为圣王是从未受到过怀疑的,包括做《考信录》的崔述,其怀疑也只是针对伏羲、神农和黄帝。

而在西学东渐之后,一批受西方中心论影响的汉学家,开始不断对中国上古史进行质疑,比如马伯乐在《书经之神话》中认为《尧典》中关于羲和四子和四仲中星均是由神话改写而来,禹之事迹也是洪水神话之一种;而为配合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人白鸟库吉更炮制出“尧舜禹抹杀论”,以为尧舜禹是儒家为推广天地人三才观念而编造的三个圣王;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疑古派)受此影响也是跟踵其后,以为尧舜禹等皆是由神话人物转化而来,并据此推出了所谓的“古史层累说”。

客观的说,这些质疑对推动中国的学术进步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比如中国考古学,就可以说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发展起来的。

就黄帝、禹等人的神性的问题,本书后文会有专章说明。本节重点考证《尧典》成书于虞夏时代的问题。

考证《尧典》成书年代,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考证其所记天象处于什么时代。

目前对此的考查已经有多家,其中以竺可桢的说法在中国传播最为广泛。他在《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中得出的结论为:“鸟、火、虚三星至早不能为商代以前之现象,星昴则为唐尧以前之天象”并进而论定《尧典》作成于西周初年。

竺可桢的考证在计算上没有问题,但也犯了和很多人一样的错误:由于后人对古人的观测时间和观测方法,都没有清楚了解,导致后人作为计算基础的天象,很可能是与古人在不同时刻观测的;同时,后人将四仲中星定为某星,但实际上是不是同一颗星是很难说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直接得出《尧典》所记天象处于何时是困难的。

我认为,值得推荐的方法还是日人能田忠亮采用的以《尧典》与《礼记·月令》进行对照的方法(此方法最早由戴震提出,但戴震可能未具体进行计算),采用这一方法的好处是很清楚的:《礼记·月令》去古未远,其与《尧典》的观测方法应该是相同的。由于掌管天文观测的职位一向是世代相传的(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家族就是世代掌管天文和历史,其先祖可追溯到颛顼时代的重黎),所以对于《尧典》与《礼记·月令》在观测方法上的同一性,我们还是有很大的信心。

能田忠亮计算出《尧典》与《礼记·月令》所记天象差了19度;而根据岁差,能田忠亮得出了《尧典》所记天象比《礼记·月令》早1400年的结论。由于《礼记·月令》所记天象在前620年左右(可能有200年左右上下的差别),因而《尧典》所记天象应该在前2020年左右。我认为,这一方法是目前考查《尧典》所记天象年代的最佳方法,值得天文学家复核。

《尧典》所记天象在前2020年左右,也与我们推定的虞夏时代大致相合,这也是其成书(至少是主体部分)于虞夏时代的一个证据。

襄汾陶寺遗址发掘出的古观象台,经碳14测定,其年代是距今4050+-115年,正与我们推定的尧的在位年代高度吻合。


另有一个证据是《尧典》将一年确定为366天,而实际上,在商代后期的周祭中,已经确定了一年为365.25年左右,这说明《尧典》的内容很早(文本可能经过后人整理但内容未变),基本上早于商代是没问题的。

根据甲骨文排出的周祭系统,殷末一般是36周和37周交替的(每个周祭是10天),因而可以认为殷人是360日和370日交替的(当然还不是特别严格);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殷的一年基本是365日(董作宾更是认为殷代已经是365.25的四分历)左右,这与366日一载明显不同。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使用一载366日历谱的时代至少应该早于殷墟时代。在西周之前,不少国家都使用自己独立的历谱(古人所谓黄帝历、颛顼历、殷历和周历等,其实只是不同国家使用的历谱),夏人和殷人使用的历谱就是不同的;如果要对这个一载366日的历谱做个合理的推测,既然不是殷人用的,那么是虞夏人使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而这也是《尧典》作于虞夏时代的一个证据。这也是又一个证明《尧典》出于虞夏时代的证据。如果《尧典》是后人伪造的,他怎么敢犯这样明显的错误?只有真正的古本,大家才不可能去把这个明显的错误改正。


另外,我认为,根据《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载四凶之事及所引《虞书》,也可用于考查《尧典》之时代: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嗥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

舜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今行父虽未获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几免于戾乎!

今文《尧典》(古文《舜典》)对四凶则仅简单记为:

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猛一看,似乎《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记四凶浑敦、穷奇、梼杌、饕餮与《尧典》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仔细研究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浑敦、穷奇、梼杌、饕餮其实就是讙兜、共工、鲧和蚩尤(三苗领袖)。

四人的对应关系如下:

浑敦(讙兜)、穷奇(共工)、梼杌(鲧)、饕餮(三苗-蚩尤)


浑敦:即浑沌、混沌,与讙兜音近,应是一音之转,在《山海经·西次三经》中被认为是帝江:“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帝江,即帝鸿,也被认为是黄帝之别称。可以认为混沌与黄帝关系密切,而《左传·文公十八年》的记载则认为他是帝鸿氏不才子,即黄帝不才子。

在《庄子·应帝王》中混沌即被称为中央之帝(与黄帝称号相同):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而讙兜除了与浑沌音近之外,其被放之崇山,就与黄帝关系密切(参见《夏史初探》相关论证),崇山可说是黄帝部族的发源地。

浑敦是黄帝不才子,讙兜又被流放回黄帝部族发源地,且二者名字相似,可以说,浑敦即讙兜。


穷奇:少嗥氏不才子,其主要罪行是“毁信废忠”。而对于共工,《逸周书·史记解》记为:

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

“久空重位”与“毁信废忠”意思相近,说明两者事迹相同。

《山海经·海内经》:“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此祝融是离朱也叫离娄。此处江水即泗水,今天泗水流域的邾娄便是祝融离朱生共工的地方。《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少昊之都在曲阜,距离共工出生地邾娄非常近。所以共工与少昊关系密切。共工虽然被传为炎帝后裔,但实际上应该属于少昊部族,从广义上认为其为少昊之子也是不错的。

共工既然就是少昊之子,那么同为少昊不才子的穷奇就只能是共工,实际上两者的古音应该也是相似的。


梼杌:颛顼不才子,鲧亦为颛顼不才子,且同称四凶,可见梼杌应该即鲧(颛顼不会有两个不才子),梼杌应该是鲧之“外号”。 另外,鲁国将国史命名为《春秋》,而楚国却将国史命名为《梼杌》,说明楚人对梼杌有特别的感情;而在屈原的作品中,诗人不止一次对鲧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和不平:

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

“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

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离骚》)


不任扫鸿,师何以尚之?

金日何忧,何不课而行之?

鹤龟曳衔,练何听焉?

顺欲成功, 帝何刑焉?(《天间》)

楚国王族与鲧都出自颛顼,而楚人对梼杌的态度与屈原对鲧的态度可谓如出一辙,也说明梼杌和鲧有极高的相似性。

这样,我们可以认为梼杌就是鲧。


饕餮:缙云氏不才子,《史记·集解》引东汉贾逵的话说:“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黄帝时任缙云之官也。”孔安国在为《尚书·尧典》作注时说:“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

蚩尤同样与炎帝关系密切,《路史·蚩尤传》说:“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从文献看,蚩尤和炎帝在活动地域上有很多重合点。《淮南子·时制》载,炎帝的活动区域为:“南方之极……赤帝(炎帝),祝融所以司,万二千里。”“南到交趾,北至幽都,东至谷,西至三危”。而蚩尤,“宇于少昊”、“受庐山之金作五兵”,“伐空桑”、“封泰山”、“战涿鹿”、“处南极”,皆系炎帝之境。另外,两者同出姜水,《归藏》云:“蚩尤出自羊水。”《国语·晋语四》云:“炎帝以姜水成。”古水名多不加偏旁,姜去偏旁即羊水。可见,蚩尤与炎帝关系密切,其属于炎帝后裔是不错的。

商周青铜器上多有饕鬄纹,《吕氏春秋•先识》中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大意是饕餮纹具有告诫之意,它要人们戒贪,因为贪得无厌会招致毁灭自己的报应;而到了宋时就直接认为饕餮就是蚩尤了,《路史•蚩尤传》中说:“蚩尤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认为蚩尤是天符之神,所以在夏、商、周三代立国重器的青铜鼎上都镌刻有蚩尤像。

饕餮与蚩尤同为姜姓(也可能同为炎帝后裔),同时,蚩尤被“窜……于三危”,三危正属于姜姓之地,也即缙云氏之地。再加上,二者同为四凶,说饕鬄是蚩尤,应该是不错的。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会发现,所谓四凶,分别是黄帝、少嗥、颛顼和炎帝之子(或后裔),而且都是前天子不得即位的儿子,而且可能都与争位失败有关。共工且有与颛顼争为天子之传说不用说,其他蚩尤等的凶名可能也与争位失败有关(鲧与蚩尤均可找到相关依据,讙兜事迹不详,但能被称为中央之帝,显然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不才子),至于之后的被污名化,就像桀纣被众恶归于一身一样,都属于中国历史上的正常操作。

这说明,《尧典》所记四凶即《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记之四凶,二者文字虽有差异,但内容相同,说明其有共同的源流(可能有口传祖本)。


《左传·文公十八年》另外还载有引用《虞书》之内容:

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

其中内容均见于今文《尧典》:

帝曰:“钦哉!”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

古文《舜典》与此稍异: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

根据这些我们显然可以说《尧典》是早于《左传》的,而且应该相距时期较长。《左传》成书于战国早期,则《尧典》之成书,按一般规律,应该是远早于战国时代,甚至远早于孔子时代(孔子正是因为见过关于尧舜禹的记载,才会有对他们的赞赏)。如果硬要说《尧典》抄袭《左传》,则要考虑到《左传》从战国至西汉虽传承不断(按刘歆说,出于孔壁,后为张苍献给朝廷,但一直藏于秘府)但其实流传不广(最早著录见于《史记》),不说抄袭者能不能见到此书,即使能见到,抄袭者会不考虑四凶名字的冲突吗?

那么《尧典》到底成书于何时呢?

周公曾说“唯殷人有册有典”,据此似乎夏人还没有做书契的习惯,他们的典籍可能还是以口传著作的形式存在;这也是为什么今文《尧典》会与《左传》作者见到的《虞书》不同。当然,不能因为《尧典》最早是以口传著作的形式存在就认为其成书不是在虞夏时代。就像印度的《梨俱吠陀》最早就是以口传著作形式存在一样,我国少数民族中也有不少巫师是将先人著作或史籍以口传经典的形式传承下去的,对于这类著作,我们不宜以其形成文本的时代作为其成书时代,而是应该以其主体内容和成为口传著作的那个时代作为其成书时代,《尧典》应该就是这样的著作。

所以,我们认为,在《左传》成书之前,《尧典》早已成文,其主体内容应出自虞夏时代,只不过当时可能是口传著作(《尧典》开头“粤若稽古”可以认为就是一种口传著作的标志),之后在流传过程中,可能是由于抄写或口传的不同,衍生出了不同的版本,《左传》作者所见到的,可能正是与今本《尧典》不同的一种。


3, 尧舜禹在位年代

除了《尧典》可以认为是成书于虞夏时代之外,《禹贡》和《夏小正》等文献,我认为其成书时代,可能也不会晚到西周以后(《夏小正》其实也是一部由孔子采集的口传著作),而将这些著作与五星聚合天象的时代结合起来,不仅可以证实尧舜禹等的存在,结合古本《纪年》也完全可以推出三人准确的在位年代。

根据古本《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从汤灭夏的前1518年上推,可知夏的起始年应该在前1988年。

当然,对这一年份还需要进行考查,我们先看《五帝本纪》这两条记载:

①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

②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

《五帝本纪》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尧典》,而且是兼采今古文。不过,对于舜在哪一年摄天子位、摄政多少年,《五帝本纪》不仅这两条有矛盾,而且与《尧典》也有冲突。表面上,这两条似乎都是说舜在尧七十年被举荐,二十年后开始摄政,然后舜摄政二十八年(根据“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来,但根据②,舜摄政时间只有八年,两者是有矛盾的)尧崩,三年后舜践天子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其实只是百姓思念尧的时间,不代表舜需要三年后践天子位),不过,在舜何年摄政、摄政时间及即位时间上,显然材料之间是有矛盾的。

结合今文《尧典》,个人以为以舜三十摄政且摄政二十八年尧崩为是。

另外,《尧典》记录舜在被举荐后有三年的考察期,我认为将《尧典》和《五帝本纪》结合起来,可能更能理出尧舜禹之间的时间表:

舜在尧七十年被推荐、尧七十三年摄政,二十八年后即位,十四年荐禹于天(禹在第二年开始摄政),再十七年陟,再三年禹即位。



我们来对照一下这个五星聚年表和尧舜禹等人的摄政、即位时间表,可以发现双方吻合得很好。尧七十三年正对应前2014年,该年舜摄政;二十八年后尧崩,舜即位;舜十四年正对应于前1973年,该年舜荐禹于天,第二年禹摄政;十九年后禹即位,正对应前1953年。

当然,这里去掉了尧崩到舜即位之间的所谓三年,三年之丧完全是孟子搞出来的,在帝王之间实际是不太可能实行的(三年的权力真空期是不可想象的),《尧典》也并未记载所谓三年之丧。至于禹和舜之间为什么有三年间隔,我们只能暂时存疑。

另外,从尧七十三年到舜十四年共有42年,而由前2014年12月到1973年5月之间实际只有40年5个月,两者不完全相合;我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文献所记28年和14年都不是完整年数,是跨了28个年份和14个年份,因而实际上两者加起来只有40年。

大体上来说,实际天象与尧舜禹三者即位时间是吻合得不错的,而由于古人是完全没有能力计算五星聚合的时间的,我们可以大胆认为这只能是尧舜禹时期的真实记载(舜十四年的天象并未明确记录为五星聚合,但根据今本《纪年》,可看出这一次异常星象,实际是五星聚合,不过跨度稍大,未为记录者意识到)。同时,这至少可以作为尧舜禹是真实人王的一个证明。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知道尧元年是前2086年。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是,如果舜是在尧七十年被举荐,二十年后尧九十年摄政,八年后即位,那么,尧元年就是前2083年。当然,我认为尧元年是前2086年。


另外,根据孟子下面这句话,我们可初步推算出尧舜距孔子应该在1500年到1530年左右,也就是他们在大约前2080年到前2050年左右(“五百有余”的“余”在这里主要是指个位数,否则一般用“五百余”了)。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孟子·尽心下》)

这与我们的推算结果也是完全相符的,而一些专家动不动就将尧舜推到前23和前24世纪,则是完全与孟子的话不符的。而孟子能说出上面的话,正说明他看到了关于尧舜存在的真实纪年的材料。这是关于尧舜禹存在的又一个证据。

当然,如果要根据《尧典》确认尧舜禹三人的在位年代,我们就要面对一个是否相信尧的在位时间高达百年的问题。后世帝王中,东周之前尚无公认的信史,但周公说殷中宗在位75年,还是具有较高可信度的,此人也是可信的天子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了。与之相比,尧的在位百年确实值得怀疑;当然,如果仅仅是尧一人在位百年,还不足以让我们保持怀疑;令我们必须保持怀疑态度的是,像伏羲、神农和黄帝等多位帝王都是动辄百岁左右,这就无论如何不可能了。另外,在最有可能是尧都城的陶寺遗址的墓葬区,发现了六座可能是王陵的大墓,这自然让人怀疑是不是一个以尧为首领名号的家族统治了百年;毕竟,古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左右,六人统治了百年也许是较为靠谱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想,我们还是按照尧在位百年来计算王年。


在《尧典》成书于虞夏时代基本可以得到确认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给出尧舜禹的确切在位时间:

尧(前2086年或2083年-前1987年)

舜(前1986年-前1956年)

禹(前1953年-前1944年)(参考《夏本纪》)

如果按实际执政时间计算,则是:

尧(前2086年或2083年-前2014年)

舜(前2013年-前1973年)

禹(前1972年-前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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