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冯玉祥争相拉拢,国民党改组派到底是个什么组织?

中原大战前后,反蒋武装在调兵遣将的同时,还积极开展政治倒蒋活动。以改组派为首的文人由于没有直接掌握军队,短板问题突出,也在在需要借助地方实力派。阎锡山问鼎中央,必须披上一件得体的合法外衣,利用前者的政治理论体系和社会号召力,显然可以弥补军事反蒋之不足。既然你有“党的正统”,我有飞机大炮,何不各取所需?在同一面反蒋旗帜下,看似共谋“党国”大业,实则同床异梦。

北伐战争后期,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合影

改组“护党”,反蒋“救国”

1928年冬,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上海正式成立,组织形态与一般政党无异,等于是在国民党之外另立一党,因此时人称之为“改组派”。改组派痛心国民党“已被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盘据、盗窃、把持”;认为“今日南京的中央,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宣布“集合革命同志,重新决定纲领,准备改组中国国民党”。

改组派主要领导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甘乃光等人均为“汪派”,陈公博事后承认,该会拥汪为“精神领袖”,事实上就是汪的小圈子,核心人物都是汪的亲信,外围则是支持汪的“左派”。置身海外的汪精卫,不但出谋划策,而且发号施令,但又死不承认自己是成员,道理很简单——我是整个国民党的领袖,怎能沦为某一派系的领导。

汪精卫

1929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三大”,据说80%左右的大会代表,都由其亲信指派或圈定,所谓选举的只有73人。改组派利用基层党部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拒绝承认“三届”中央合法性,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护党运动”。还在赴法前,汪精卫就曾再三强调:“把党交给武装同志,只会制造新军阀,军队非受党的严格控制不可,而党的组织和纪律,乃是最有效及最合法的控制军队之手段。”

然而在严酷的战争、军事化和国家社会重组的大环境下,文人试图提高党权制衡武人的理论和思想,终究不能转化为政治斗争的实力。“三大”之后,蒋介石彻底撕破脸,永远开除陈公博、甘乃光党籍,开除顾孟余党籍三年,对汪精卫则予以警告处分。

改组派受到南京严厉压制,增设军事委员会策动地方实力派武力讨蒋,凡是愿意和“汪派”合作的军人,都是“忠实武装同志”,而非“军阀”。于是,从暑意渐浓的初夏到大雪纷飞的寒冬,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纷纷打出“护党救国军”旗号,战火蔓延大江南北,反蒋浪潮此起彼伏。

陈公博

10月上旬,汪精卫从法国回到香港,以二届四中全会监察委员名义亲自指导,甚至兴致勃勃直接致电西北军将领宋哲元:“望飞速进攻,莫令蒋得以各个击破。”怎奈事与愿违,“护党”军队各有各的盘算,步调势难一致,结局不是败北就是溃散,南京每次有惊无险,蒋介石总能迎刃而解。陈公博为此忿忿不平:“蒋先生有什么神机妙算吗?非也!主要在于军人间的矛盾太多,中国到底是一个停滞于封建思想的国家,这般军人先天带有这些传统思想,并非一时所能以理论克服。”

山西军阀阎锡山一贯信守“存在即真理,需要即合法”的政治理念,在蒋桂、蒋冯、蒋唐一系列混战中始终独善其身,沟通冯玉祥,拉拢李宗仁,稳住张学良,纵横捭阖,游刃有余。赵丕廉在大革命时期代表山西周旋于武汉、南昌之间,曾与陈公博、王法勤有过密集来往;孔繁蔚和改组派重要成员王乐平交谊不浅。人尽其才,阎锡山指定赵、孔二人负责联络改组派,并与西山派暗通曲款。

阎锡山

阎百川要动了,阎百川要动了,消息时时传到南方,而行动却毫无踪影。”改组派望眼欲穿,只盼山西振臂一呼。迫于唇亡齿寒,阎、冯重修旧好,决定“这次反蒋,不止是军事上的斗争,还必须在党政方面摆出堂堂正正的阵容,在声势和号召力方面压倒蒋介石”。

戈定远作为冯玉祥代表,赴港邀请汪精卫到北平主持反蒋大计,汪高兴地说:“焕章先生的威望和军事力量,一定能够打倒蒋介石,我们精诚合作,誓共始终。不过我在这里,还需要做些安排;百川先生的代表,日内也到香港,等他来时,我们共同研究进行的办法。”

扩大会议,同床异梦

1930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公告,“叛乱党国之徒,次第削平,从今年起,当可渐现和平曙光,举训政之纲,上建设之轨”。阎锡山出于维护自身利益,提出“党人治党,国人治国”,声称武力统一不宜用于民主党治之下,约蒋“共息仔肩”,一同下野。蒋答以革命救国为义务,“若割据称兵,实为内乱”,中央“惟有讨贼戡乱之一途”。围绕“治党治国的原则”、“统一之方式”、“三全大会之评价”,双方积极抢占舆论制高点。

阎锡山麾下晋绥军炮兵部队

汪精卫盛赞阎锡山“坚持正义,不避劳怨”,中下层骨干却多数反对,认为阎、冯、蒋同是军阀,汪不应作此军事投机,“侥胜不过以暴易暴,失败则不可收拾”。但汪仍决心一试,委托陈公博、王法勤绕道日本长崎先往天津探听虚实。据陈公博回忆,到达华北之后,见到了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北平警备司令李服膺等晋方高层,隐约得知阎锡山顾虑重重,难下最后决心。

3月中旬,西北军将领鹿钟麟领衔发出讨蒋通电,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等为副总司令。汪精卫摇旗呐喊,“一息尚存,必追随诸同志之后,誓除蒋贼”;迭电阎、冯、李等“克日就总副司令诸职,俾军事统一,壮袍泽之气,寒奸慝之胆”。

冯玉祥

平津盘亘将近两个月,陈公博、王法勤终于踏上了通往山西之路,西山派邹鲁、谢持等人亦前脚后脚抵达太原。站在反蒋立场,两派均定义南京“三大”为非法,但在“党统”问题上分歧很大,改组派以正统自居,只承认广州“二届”中委,藐视上海“二届”;西山派忍气吞声,主张互不否认,粤、沪“二届”平起平坐。阎、冯颇为尴尬,你们攻诋“三大”非法,那咱俩的中委资格怎么算?不如在“一届”“二届”“三届”基础上共组“扩大会议”。

吵来吵去,西山派最后想了一个折中方案,由一、二、三届“革命”分子参加成立中央党部委员会,尽量撇开“法统”,多从“非常”二字上着眼。汪精卫原则上同意,委婉批评改组派“倡为西山同志不宜参加党务之说”,“期期以为不可”。内心深处却又难解“正统”疙瘩,故而嘴巴上仍要占些便宜:“如果牺牲二中,以迁就西山派,是不合理的。至于以团结同志的动机,与西山派消释前嫌,以期一致努力,则我认为合理。”

文人互争“党统”之时,反蒋联军与南京政府“讨逆军”上演生死决战。冯玉祥在河南披挂上阵,西北军挫败中央军豫中攻势;6月下旬,晋军攻克济南,阎锡山威望大振。改组派、西山派相互妥协,以沪、粤“二届”中委基础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起草约法,筹备召开新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7日,“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平怀仁堂召开,汪精卫担任大会主席。

中原大战示意图

反蒋运动声势浩大,东北因素最终成为打破均衡的实力之锤。8月15日,中央军夺回济南,原本摇摆不定的张学良不再模棱两可。9月18日,张学良发出“巧电”,公开表明了拥护南京的态度,即时调派东北军入关助蒋。27日,汪在太原“扩大会议”纪念周上作最后报告,他不无伤感地说:“中央党部无论在何处,无论为秘密为公开,我们同志团结的精神,是永远不散的。我们前此之分,不是轻分;今日之合,也不是苟合。不和则已,合则不散。”

翌年元旦,汪在香港宣布解散改组同志会,陈公博随即发了一个赞成通电,若干年后并在回忆录中留下这样一段话:“世事的变幻真是太多而且太速啊!”

参考文献:

1、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

2、李志毓:《汪精卫的政治生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

4、陈公博:《苦笑录》(非卖品)

5、查建瑜主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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